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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长期限于常识的舒适区而自鸣得意，不思进取，则有可能损害真理。
宪法渊源是一个与权威和形式有关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实质和内容有关的范畴，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非学理的范畴。也可以说，法的渊源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依据，而其他材料至多只能只能成为裁判理由。
所以，在考察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时，不能从法律的内容与宪法的相似性来作出判断，而应当从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及法律的程序和效力来判断两者的关系。[6]另一种观点将宪法渊源视为一国主权范围内现实的具有宪法法律效力的各种法现象，即现实宪法的存在方式。但法官没有法律义务运用特定的裁判理由进行说理，他只会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或有说服力的那些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论证不需要运用实质理由，而是说裁判者通常只能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的权威框架内去追求正确的裁判结论。另一方面，法的认知渊源并不是法，但却可依托于法而成为有效的裁判依据。
它们既可以合一，也可能分离。[46]例如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17页。首先，在性质界定的意义上，对于宪法的理解可以存在两个极端。
进入专题： 宪法典 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 法律渊源 。要而言之，打破惯例的人，会被认为不合适，但很难说不合法、不合宪。因而，成文宪法的起源也可以做两种不同的理解。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曾写道：漫长而无穷无尽的时间将不可见的万物生出，也将可见的万物隐藏。
[81]在韩国宪法学家金钟哲教授看来，此种解释方式问题重重：首先，韩国宪法法院在没有宪法文本明确依据的情况下介入了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在这个争论之中，格雷另辟蹊径。
甚至美国最高法院曾明确判定，针对修宪程序问题，司法机关无权管辖。如果的确需要将普通法律或者其他规范纳入宪法位阶，则需要哈特式的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立法权威通过特殊程序予以正式确认，而非贸然将成文宪法之外的因素纳入宪法规范的范畴之中，以免引起宪法与法律体系之间关系的系统性混乱。美国最高法院仅仅在零星案件中诉诸所谓隐性或不成文的宪法规则。例如，美国总统任期两届，从自从建国以来就被认为是确定的惯例，但写进宪法文本则是在1951年。
国家安全宪法，以9/11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为主体。[3]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也可以看到，此种论述也呼应了国际比较宪法学中的先锋理论：在宪法明文之外寻找隐性宪法（invisible constitution）、《宪法》之外的宪法（constitution outside of Constitution）或不成文宪法（unwritten constitution）。一是宪法作为一项整全的操作手册，事事都有明确规定。就像中国的阴阳符号一样，美国的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指向另一部分。
不要仅仅把这个观点归到制宪者的头上，根据宪法文本和历史中的种种段落——你无疑能够找到——支持你先前的承诺。要求他们列出一个清单，分歧很快就会出现。
正如一位美国宪法学家指出的：召集一百名法律学者，询问他们是否有超级法规，投票结果几乎一致认为有。[45]换言之，他眼中的美国隐性宪法支持罗伊案，但并不支持洛克纳案。
然而，威尔逊总统使得美国强势介入国际问题，频繁出访，最终打破了这一惯例。成文的法律和不成文的法律必须建立某种关系，并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加以解释。该理论主要是为了总结和证成以隐私权为代表的未经明确列列举的基本权利，主要代表了自由派的宪法理念与解释倾向。[8]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现代瑞士和法国则明确区分了立宪权威和立法权威，也在效力等级上区分成文宪法和普通法律。反同性恋宪法，以《婚姻保护法》为例。
首先，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基督教神学中对于何为圣典渊源的讨论。[4] 本文试图在比较视野中，重新考察成文宪法体系中的不成文宪法问题。
[23]宪法之所以有效，也在于其根植于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当中。货币宪法，以《联邦储备法》和其他法规为例。
天主教廷认为，教皇和教会是上帝的代表，因此其敕令和教会形成的传统，与《圣经》地位相同。然而，这种打破惯例的行为不但没有遭到反对或者受到违例的惩罚，反倒是确立了新的宪法惯例：从二十世纪早期到今天，美国总统不出国，反倒会让人觉得极不正常。
[69]这类似于英国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性法律。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4页。[83] 由此看来，隐性宪法以及不成文宪法学说，在有宪法典的国家中，看起来很美，听上去很有道理。在他看来，虽然隐私权在宪法中无法直接找到依据，但却属于隐性宪法的一部分。
[16]例如，古罗马和现代英国都不在立宪权威和立法权威之间进行区分，在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之间也不做效力等级的划分。另一种是作为构划未来的蓝图，具体内容需要宪法文本之外的实践予以填充，例如普通立法、司法判例乃至于政治惯例。
然而，同样是威尔逊总统打破了这一点，并形成了新惯例，[75]也即当代人们所熟悉的总统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最高法院甚至被看做是常在的制宪会议。
它并没有将文本化为乌有。[70] 但正是在这个地方，所谓超级制定法的宪法地位变得极为可疑。
[41]与其另立权威，不如诉诸既有权威。比如，二十世纪美国宪法上很多重要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权利法案》没有明确列举的权利），如隐私权、堕胎权、米兰达规则、同性婚姻权等，都是法院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确认的，[61]而非宪法本身的《权利法案》（其实也是修正案）规定的，也没有通过宪法修正案予以明示。例如，文人治军原则（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就是如此。……在一些大的国家中，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了解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复杂体系，才能按照它的规则，将它们的原则用到实践之中。
在基本法律层面内进行效力等级划分没有任何根据……[86] 围绕美国不成文宪法的讨论对我们的启发可能在于：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于一个拥有成文宪法，并且被确立为宪法权威依据的国家来说，似乎应该坚守成文宪法作为唯一宪法权威渊源的地位。再如，美国宪法禁止一州脱离联邦是由葛底斯堡战场的鲜血铸就，而非由羊皮纸上的墨水写成。
[39] 然而，在围绕宪法解释学的激烈学术争论、甚至政治斗争中，所谓不成文宪法理论则夹在保守派和（激进）自由派之间，显得极为尴尬。转引自Gary Jacobsohn Miguel Schor,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Theo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8, p.402. [14]但对于黑格尔来说，宪法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演进。
民主宪法，主要体现为《投票权法》。但是，匈牙利宪法法院再一次不以为意。